詹姆斯·愛德華·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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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愛德華·米德(James Edward Meade)

詹姆斯·愛德華·米德(James Edward Meade,1907-1995),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詹姆斯·愛德華·米德的人里程牌

 米德生於1907年6月23日,在英國的巴士市長大,曾受教於蘭伯路克學校1917~1921年)和馬爾沃恩學院(1917~1926年), 1926~1930年就讀於牛津大學。1930年被選為牛津赫特福學院的院友;1930~1931年,他在劍橋三一學院受教於但尼斯·羅伯遜。在此期間,他成為「凱恩斯周圍團體的成員」,並且是最早將凱恩斯的理論寫進教科書的人之一。這是他「一生中學術上最緊要的一年」。 1931~1937年,他在牛津赫特福學院擔任經濟學講師,他的工作是教經濟學理論的全部內容,但有兩個問題他特別感興趣,就是大量失業的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1933年,他和瑪格麗·威爾遜結婚,她是國際聯盟同志會在牛津支部的秘書,婚後他們有四個子女。1936年他的《經濟分析與政策導論》(牛津出版社,1936年)出版,僅比凱恩斯《通論》晚幾個月。

 1937年末。米德暫時中斷了學術生涯,赴日內瓦國際聯盟經濟部工作,任《世界經濟概覽》的編輯,出版了1937~1938年和1938~1939年的兩期《世界經濟概覽》(第7、8期)。米德在該機構工作至1940年。

 二戰爆發後,米德於1940年返回英國,成為戰時英國內閣秘書處經濟部的一員,1946年升任該部的主任。這是一個重要部門,當年曾為英國戰時經濟提供政策建議,接著又為英國政府應付戰後的經濟困難出謀劃策。在這段時期,米德與經濟部的同事理查德·斯通編制了第一部凱恩斯式的英國國民收入帳戶,這促成了他們的成果《國民收入與支出》一書的出版,該書被視為研究國民收入核算的開創性著作。

 1947年,米德重返學術界,擔任倫敦經濟學院商學教授,主要講授國際貿易理論,直到1957年。這是米德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因為在這期間他完成了《國際經濟政策理論》,該書為他贏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全書分為兩大卷,十大部分,第一卷題為《國際收支》(1951年),在該卷中,他以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系統地探討了一個國家的國內平衡與國外平衡的關系。第二卷題為《貿易與福利》(1955年),該書重新考察了貿易管制問題的論據:並從中發現了「次段理論」,這是對福利經濟學文獻的重要補充。

 米德在構建上述著作體系過程中,還獲得了兩項理論上的副產品:一是1952年出版的《國際貿易幾何學》,全書有50個關於國際貿易理論的幾何圖解。二是 1955年出版的《關稅同盟理論》,西方學術界認為這是在範納(J.Viner)《關稅同盟問題》(1950年)一書基礎上的重要發展。上述著作完整系統地反映了米德對國際經濟學的貢獻。

 1957年米德轉入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同年擔任英國科學進步協會F部主任,是1962年美國經濟協會的名譽會員,1964~1966年擔任英國皇家經濟協會會長。到1967年,他不再任教,成為劍橋基督學院的一名高級研究員,1974年退休。此後,在1975~1977年,他擔任了政府有關改革國內稅制的研究委員會的主席,主持起草了題為《直接稅的結構與改良》的報告。在1957年以後的時間里,米德出版的著作主要有:《通貨膨脹的控制》(1958年);《經濟增長的新古典理論》(1961年);此外,他還在1976年,完成了四卷本的《政治經濟原理》,其中包括《靜態經濟》(1965年)、《增長經濟》(1968年)、《管制經濟》(1971)年和《公正經濟》(1976年),上述著作被認為是米德經濟思想在經濟學的不同側面連續展開的成果。米德一生著述頗豐,他一生出版著作和小冊子34部(本),發表文章60多篇,故評論家認為米德是經濟學界的多產作家。由於米德對經濟學界的巨大貢獻,他獲得了英國幾所著名大學如牛津瑞士巴塞爾大學授予他的名譽博士學位;他也是英國學士院的院士;英國女王還授予他「巴施勳位」。

 1977年由於與戈特哈德·貝蒂·俄林BERTIL OHLIN)共同對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資本流動作出了開創性研究,而獲得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詹姆斯·愛德華·米德的主要成就及著作

 米德的主要貢獻是其兩卷本的《國際經濟政策理論》,其第一卷《國際收行》討論經濟政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深入涉及了一個「開放經濟」(指大量依存於國際貿易的社會經濟)的社會如何制訂政策穩定經濟的問題。該書主要提出了一國雙重的政策目標,即國內平衡和國外平衡,分析了實現雙重目標的政策手段,並用大量篇幅闡明了兩大平衡及其政策手段經常會發生尖銳的沖突,和如何協調才能同時保持兩大平衡。

 《國際經濟政策理論》第二卷《貿易和福利》,是在假定各國已經實現了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前提上,以福利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以實現世界經濟福利的最大化為價值尺度,討論在實現世界實際收入的合理分配和促進世界經濟效率時,是否要實行直接控制的問題。他在書中用了相當大的篇幅批判了為保護主義辯護的主論點,主張以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來實現世界經濟效率,以各國政府間的直接援助來實現世界實際收入在國際上的合理分配。